1、穷而后工

“穷而后工”是宋代欧阳修对作家的生活境遇与其创作成就的关系的认识。语见《梅圣俞诗集序》：“盖世所传诗者，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。凡土之蕴其所有，而不得施于世者………大有忧思感愤之郁积，其兴干怨刺，以道羁臣寡妇所叹，而写人情之难言，盖益穷则益工。然则非诗能穷人，殆穷者而后丁也。”欧阳修说的“穷”，是和“达”相对的概念，穷即不得志、生活困顿等。欧阳修认为，诗人的失意穷困是他诗文得以流传后世的原因。在《薛简肃公文集序》中，欧阳修进一步解释了“穷而后工”的缘由，是因为这些失志之人“穷居隐约，苦心危虑，而极于精思，与其所感激发愤，惟无所施于世者，皆一寓于文辞。”这个观点，唐韩愈已经提出。韩愈认为王公贵人之所以写不出好诗文，就因为他们气满志得，“非性能好之，则不暇以为，”(《荆潭唱和诗序》)没有时间来从事创作。“穷而后工”说是对司马迁“发愤著书”说及韩愈“不平则鸣”说的继承的发展，从生活与创作的关系正确解释了作品获得成功的原因。

资料参考：胡敬署，陈有进，王富仁等主编《文学百科大辞典》，北京：华龄出版社，1991年，第36页

2、气韵生动

“气韵生动”出自谢赫的《古画品录》的绘画六法，列于六法之首，可见其重要，气韵这个词给人难捉摸的感觉，其实气韵就是顾恺之所说的神，谢赫自己也称气韵为神韵，谢赫时代的绘画主要是肖像画和人物故事画。为人物画目的，一致于魏晋人物品藻风气，追求人的精神气质的生动表现。以后气韵生动的范围扩大到山水、花鸟等各种题材绘画，而且作为对整个绘画艺术性的衡量，笔墨效果也包括在内，这是气韵生动含义的发展。“气韵生动”或“气韵生动是也”，强调画面应达到的整体精神，指作品和作品中刻画的形象具有一种生动的气度韵致，显得富有生命力。

3、不平则鸣

汉代司马迁对文艺创作动因的解释。司马迁认为古代哲人的著述，都是“欲遂其志之思也”。即想抒发郁结在心中的感慨。例如:“昔西伯拘羑里，演《周易》；孔子厄陈蔡，作《春秋》；屈原放逐，著《离骚》；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国语》；孙子膑脚，而论兵法；不韦迁蜀，世传《吕览》；韩非囚秦，《说难》《孤愤》；《诗》三百篇，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郁结，不得通其道也，故述往事思来者”。司马迁举的这些例子，虽不尽合乎史实，但却表明了他的看法，即这些作者，都是身遭不幸，满腔郁闷之情不得其道而出，于是著书立说，别为之解。

他之所以写作《史记》也是效法前贤，抒发心中的愤懑之情。这就把不幸的遭遇，内心的压抑看成是创作的动因。在司马迁之前，《诗经》中变风变雅的出现，已为“发愤说”提供了创作实例。孔子说的“诗可以怨”，也含有“发愤说”的意味；屈原更说:“发愤以抒情”。但司马迁将此问题谈得更深入具体了。本来“愤”不一定是愤慨不平，凡心中的积蓄都可以称之为“愤”，但经司马迁如此举例，“发愤”便专指表现心中郁积感慨乃至愤懑不平了。这个说法为封建社会中对现实不满的作家创作批判现实、揭露黑暗之作提供了理论依据，在后来的文艺理论中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后来韩愈的“不平则鸣说”、欧阳修的“穷而后工说"都可以溯源到此。

资料参考：胡敬署，陈有进，王富仁等主编《文学百科大辞典》，北京：华龄出版社，1991年，第33页

4、王国维

王国维

王国维（1877—1927年），是中国近、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。王国维早年追求新学，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，把西方哲学、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、美学相融合，研究哲学与美学，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，继而攻词曲戏剧，后又治史学、古文字学、考古学。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，不止如此，他在教育、哲学、文学、戏曲、美学、史学、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，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。王国维著述甚丰，有《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》《红楼梦评论》《宋元戏曲考》《人间词话》《观堂集林》《古史新证》《曲录》《殷周制度论》《流沙坠简》等62种。

成就：

作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杰出学者和国际著名学者，王国维从事文史哲学数十载，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、美学、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，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，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。

王国维抓住时代的契机，找到自己的道路，也为学术界指出新路。他青年时期走用西方的学术与中国的学术相化合的路径，开创学术的新境界。他中年后在“五大发现”中的三个方面，即甲骨学、简牍学、敦煌学上均作出了辛勤的卓有成效的探索，被公认为是这些国际性新学术的开拓者、奠基者。王国维在学术上是置身于一个广阔的国际学术平台上来观察、思考问题的。

文学方面：王国维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上最著名的是其《人间词》与《人间词话》，这两者又构成互相印证的关系。他词作的成就在境界的开拓上，而“境界”也正是《人间词话》所着力强调的。从具体作品分析，王国维的词作多摆脱了抒写离情别绪、宠辱得失的俗套，重在展现个体的人在苍茫宇宙中的悲剧命运，是对生命与灵魂的考问。发现人间的苦难，是与因循守旧、知足常乐的人生相对立的境界，是人的觉醒。如此，“境界”被赋予了新的内涵，他的词表达的就是一种哲学境界，而超越了伦理的境界。

史学方面：王国维是新史学的开山，其古史新证、二重证据法开拓了史学的新向度，其于上古史、唐史、宋史等古史的研究，于历史地理的种种发明，于历代文物的精心考证、于敦煌学的拓荒，无不展现了王国维卓越的史学才能与博大的堂庑。在古文字、语言学方面，王国维于甲骨文、金文、简牍文、石经等呈功赫赫，丰碑巍峨；于传统的《说文》学、训诂学、音韵学、版本目录、校勘学，皆渊萃卓如；且纯熟地以小学沟通学术之林，为王国维治学中的一大法宝。

哲学方面：王国维在中国哲学学科建构上做出了巨大贡献。王国维运用西方哲学的方法来梳理中国哲学所进行的开创性的工作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雏形。王国维当时对于西方哲学的了解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人，但就他利用西方哲学的方式来整理中国哲学所做的贡献之最大的，还在于他初步创立了作为现代教育的学科而存在的中国哲学的面貌。王国维为20世纪中国思想界整理古代的哲学传统创立了一种范式，这种新范式有一些基本性的特征就是以西方的哲学问题作为出发点，对于材料的整理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依托。

5、兴观群怨

孔子

兴观群怨出自《论语·阳货》:“小子何莫学夫诗!诗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:迩之事父,远之事君: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”。本义是说：学诗是十分重要的，因为它具有“兴观群怨”的重大的社会作用，可以为“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”的政治目的服务。

“兴观群怨”孔子关于文艺的美感作用、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的标准之一。

兴，孔子说“兴于诗，立于礼”。孔安国注“兴引譬连类”；朱喜注“感发志意”，指诗歌能引起欣赏者精神的感动奋发。

观，即“观风俗之盛衰”和“考见得失”，指从诗中可以观察了解社会生活、政治风俗的盛衰得失，为统治阶级提供参考。

群，即“群居相切磋”“和而不流”指诗歌可以在社会人群中引起思想交流、情感共鸣、加强团结的作用。

怨，即“怨刺上政”起到对不良政治表现处否定性态度，但与此同时，孔子又要求“怨而不怒”，提倡“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”，实际上还是为统治阶级政治服务的。“怨”可以，但应该“止于礼”不能伤害剥削阶级的根本利益。

“兴观群怨”是说文艺要为统治阶级政治服务的，但是作为一种美学批评标准，它毕竟总结了我国文学在当时的实践(特别是《诗经》)经验，把艺术的社会作用进行了完整、全面地概括，最早提出了文艺美学的社会学批评的标准和方法。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，它对中国的文艺学、美学发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，成为作家和文艺理论家反对艺术脱离现实、缺乏社会内容的常用理论原则。

王向峰主编：《文艺美学辞典》，沈阳:辽宁大学出版社，1987年，第763-764页。